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办公二楼，一位清癯的银发老人跟着广播体操的拍子，叉开双手、舒络筋骨。他就是黄建华，广东外语外贸大学的首任校长、著名法语专家。78岁高龄的他刚从紧张的学术生活中抽身，休息片刻。
自1998年退休以来，黄建华本可安享晚年，却毅然选择埋首书堆，编纂完成了600万字的《汉法大词典》初稿。该书有望年内出版，这也是目前国内最大型的汉法词典。在此期间，他历经重病折磨，两度住院，2012年更被确诊为肺癌第Ⅳ期。彼时肺癌已转移至骨头，出现骨质流失，每天都不能走太长的路，但从家步行到办公室看书、继续编纂词典却是他的必备功课。
“我靠着（椅子）读书，不太影响身体。精力好的时候就多编一点，身体差就停一停。” 就这样，16年坚守书斋，皓首穷经；两度高危住院，带病工作，终于完成了《汉法大词典》这一心血之作。
什么样的信念让黄建华如此执守坚持？“许多人认为编词典很枯燥，但我却觉得苦中有乐。当你找到一个适度的表达，把汉语词汇传达给法国人，让他明白这其中的内涵，这种成就感是无以言表的。”黄建华笑着说。眼前这位笑眯眯的慈祥老人，在与病魔抗争7个年头之后，他的学术热忱仍一如当初。
精益求精编纂汉法词典
“21世纪是个查阅的时代，工具书的编纂工作特别重要。”黄建华正是基于这种认识走上了词典学研究之路。
1998年，就在黄建华即将从广外校长的岗位退下来之前，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向他邀约编纂《汉法大词典》。其时他已逾花甲之年，“毕竟上年纪了，精力也不如前”。然而，考虑到国内近20年来在这一领域的空白现状，黄建华毅然担下重任。
在接下编纂重任时，黄建华就明白，要想出精品，必须要静下心来，做好长期耗尽心力不问收益的准备，“编纂辞书不同于做买卖，它是一项浩瀚的大工程，远不是一年半载能见成效的，是一项要死心塌地去做才能做好的工作”。于是，十多年间，无论寒暑，黄建华始终起早贪黑伏案工作，节假日也不例外，一心扑在编纂工作上。
除投入了大量时间精力外，黄建华在编纂品质上更是严格把关，精益求精。选词上，他首先以《现代汉语词典》（第六版）、《现代汉语规范词典》作为选词本，然后逐个收入新词汇，包括方言词、港台词、科技词以及网络词，“网络上的一些新词，要斟酌收录，要考虑到词汇的稳定性和传承性。影响广泛的新词要收进来，而昙花一现的词不要轻率收录”。
在词汇翻译上，他更是一再琢磨，寻找最合适的表达。对拿不准如何翻译的词，黄建华就从英语词典中找，若还找不到就请教外国人，反复推敲。他就像一位严苛的艺术工匠，对《汉法大词典》这部作品精雕细琢。功夫不负有心人，编纂十年，《汉法大词典》完成大半，任务似乎很快就要完成了。
与时间赛跑中完成词典初稿
在黄建华整齐码满书籍的书柜上贴着一张醒目的字条，上面写有“适可而止”四字，这是女儿提醒工作起来便欲罢不能的父亲，要多休息，注意身体。
2008年，黄建华在一次体检中被确诊为肺癌。经过手术、治疗之后，他的身体十分虚弱。可是身体稍一恢复，他便一头扎进词典编纂工作中。
2012年，黄建华渐觉颈肩部不适，疼痛难忍，他再度住院，确诊为肺癌第Ⅳ期，癌细胞已转移至骨头，并向脑部转移。此时，黄建华的亲友纷纷劝他停止编纂工作，安心治病休养。
然而，黄建华并没有萌生放弃的念头，“十多年都已经过去了，最硬的骨头也已经啃了，就是咬紧牙关也要做完”。抱着这样的信念，黄建华一边勇抗病魔，一边与时间赛跑，终于在今年初完成了《汉法大词典》初稿，“交稿那一刻，我长长地舒了一口气，感觉自己很幸运”。
“有些汉语词汇看似简单，实则凝结着中国文化的深厚底蕴。对不了解中国文化的外国人来说，很难理解。找到合适的法语词汇进行表达，会让他们多少了解些中国文化。”这便是支撑黄建华坚持下去的信念。
做学问要真正把心放进去
在黄建华的学术生涯中，他一直秉持着沉心静气、认真治学的学术原则。“对于翻译来说，不翻则已，翻就要认真翻好。做学术，不要急着追求数量，目光要放远点，沉下气来，一步一个脚印走好。”
采访时，他对一位前来请教的学生叮嘱道，“我希望你们青年人做的学问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。”而这也正是黄建华孜孜以求的：他20世纪80年代初陆续撰写的《辞典论》，2014年初结集出版后便有韩语译本出版；80年代翻译的《公有法典》、《自然法典》等学术名著近期由商务印书馆再版；1993年翻译的《中国社会史》（法国学者谢和耐著）由江苏人民出版社2008年再版，在再版征询信中有这样一段话：“谢和耐先生对先生之译本情有独钟，特别言明此书再版时须采用先生之译本”。
“学术是发展的，我写的、翻译的文章应该说是老了。”黄建华坦言。但在治学态度上，他一再严肃提醒自己及后学，“一定要认认真真去做，戒骄戒躁，真正把心放进去，这样才能经得住时间的考验，写的文字才能在30年后还有人读。”
中国社会科学报记者 李永杰 实习记者 章昕颖